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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自汶川大地震以后，企業(yè)社會責任在中國也成了一個耳熟能詳?shù)臒狳c詞匯?！柏熑巍边@個詞在這里的使用非常重要。因為在康德看來，只有出于責任的行動才有可能具有道德意義。相反，如果是出于精明和好心，雖然是行善事也并無道德意義。他說：“在能夠善良的時候善良，是一種責任。然而有很多人既不是出于虛榮心，也不是出于自私的動機而表達了善良，他們在播撒歡樂的時候感到一種內(nèi)心的滿足，在自己能夠做到使他人滿意的時候感到欣喜。但是我要說，盡管這種行為很有責任感，很值得欽佩，但這卻并不是真正的道德行為?！?

　　然而人的動機是很難猜測的。比如王老吉，以地震為題材成了營銷上的大贏家。它的行善，是出于商業(yè)上的精明、對災(zāi)區(qū)人民的同情，還是一種純粹的責任感呢？我們確實無法分清楚。故此康德的這個標準尤其讓深受儒家思想教導(dǎo)的中國人難以接受。

　　總的看來，我們中國人更習慣的是“子貢贖人而不受金，孔子惡之”的評判標準，注重的是結(jié)果而非動機。這種以結(jié)果為導(dǎo)向的道德建構(gòu)，使得我們的道德觀顯得外向，過于偏重人際互動而缺乏個體的深思熟慮。余秋雨的20萬元捐款出了問題之后，易中天們立即蹦出來曬捐款憑證。這一行為，使得他們的捐款行為徹底喪失了康德眼中的道德意義。所以不妨說，中國人的道德觀是存在于主體性中間的，康德的道德觀卻是建立在主體性之上。顯而易見，我們的道德觀更容易形成對他人的強迫。

　　哈佛大學的諾曼鮑伊從康德的三條絕對命令出發(fā)，討論了公司的道德問題。他力圖論證說，公司作為一個社會活動的主體，作為成員的道德共同體，不僅也像個體那樣有責任遵守這三條絕對命令，而且這樣做的公司也能夠贏利。這在我看來是古怪的，因為如前所述，按康德的本意，你做一件有利于公司贏利的事情，不論客觀上會產(chǎn)生怎樣的效果，該行為都不再有道德意義了。而且，既然康德的第二條絕對命令是“不論是誰，在任何時候都不應(yīng)該把自己和他人僅僅當做工具，而應(yīng)該永遠看做自身就是目的”，那么在此限定條件下，我們很難推導(dǎo)出股份制有限公司的道德合法性。因為向股東提供最大的利潤回報，是對職業(yè)經(jīng)理人的契約規(guī)定。而按照康德的第一條絕對命令——要只按照你認為同時也能成為普遍規(guī)律的準則去行動——契約就必須得到遵守才行。股東的利潤、員工和客戶這三者，各自成為自洽的目的，這在我們是無法想象的事情。最道德也最符合實際的說法是：通過滿足客戶的需求，實現(xiàn)股東的利潤回報，同時體現(xiàn)了員工自身價值。那么，客戶還是沒逃脫工具化的命運。

　　關(guān)于股份制有限公司中股東、客戶和員工三者的價值排序，以前從沒有人認為這還能成為一個問題——既然是股份制公司，股東利益是目的，善待員工和滿足客戶需求是實現(xiàn)目的的手段，天經(jīng)地義。米爾頓弗里德曼干脆地說：“股份制公司，除了為股東提供利潤回報之外，別無社會責任?！钡请S著股票市場的電子化，大股東不再是羅斯柴爾德之類有名有姓的somebody，而是不計其數(shù)的散戶，或養(yǎng)老基金這種nobody的集合體。股東被虛化了。它先前所占據(jù)的顯赫地位就要由新的東西來填補。這個新貴往往是客戶。理由是公司作為一個社會活動主體，其價值是向全社會做出貢獻。但是像萬科這樣的公司，其股東數(shù)遠超過它的客戶數(shù)量。為數(shù)量多得多的股東創(chuàng)造價值，難道不是更大的善？相比之下，阿里巴巴上市，馬云把別人的錢揣在口袋里之后宣布他們公司是員工第一、客戶第二、股東排第三。這就讓人不能不提出質(zhì)疑：你為什么不在別人掏錢之前宣布這個名分排序呢？

　　另一位弗里德曼——哈佛大學的本杰明M弗里德曼也持有與米爾頓弗里德曼相同的觀點。他認為經(jīng)濟增長不僅可以普遍增加人們的收入，更能促進社會的民主化進程，從而實現(xiàn)經(jīng)濟利益和政治權(quán)利的分配正義。所以他認為道德也如財富，斯密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同樣在起著最大的作用。這種說法，姑且稱之為美國版的“發(fā)展才是硬道理”。我們中國人其實是很容易接受這種思想的。因為它讓人無法不聯(lián)想起“仁者樂山”——山無言而草木葳蕤。老子說“大哀默默，小哀喋喋”，企業(yè)的道德似乎也是如此。閉上嘴巴賺錢，就是一個公司最大的道德。

　　《經(jīng)濟倫理學：康德的觀點》（美）諾曼E鮑伊譯者:夏鎮(zhèn)平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年9月
注：本文只代表作者本人觀點

（來源：中國經(jīng)營報 作者：肉唐僧）